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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子和而不同03
http://www.zghrw.com     时间:2010/10/15     来源:吉林市孔子学会     作者:梁弘如

君 子 和 而 不 同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——读经札记之三


子曰:“君子和而不同,小人同而不和。”(《论语·子路》)孔子从理想人格的角度,把“和”与“同”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。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,君子讲求和谐,这种和谐是通过坚持正确理念,包括纠正那些错误意见来实现的,而绝不是苟同,一团和气,更不是同流合污,这样,力求一却都恰到好处。小人则反是,只求表面苟同一致,实际上做不到真正与人融洽和谐相处。

“取和而去同”作为一般伦理原则,广泛运用于人际关系。孔子还有“君子周而不比,小人比而不周”(见《为政》篇,意为君子团结而不勾结,小人勾结而不团结),以及“君子矜而不争,群而不党”(见《为灵公》,意为君子庄矜而不争执,合群而不搞宗派)等诸多论述。正因为君子有“和而不同”的博大胸怀,能够宽恕包容、谦恭平和,绝不勾结营私,党同伐异,故而得以“四海之内,皆兄弟也。”(《颜渊》) “和同之辨”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上一对重要哲学范畴。不独为人处事为然,在所有问题上都存在“和而不同”与“同而不和”的差异。“和”是对不同事物之间协调、相辅相成,对立统一关系的概括;“同”则是对事物多样性的否定,即所谓“绝对的同一”。孔子在总结前人“和同之辨”思想的基础上提出“和而不同”的基本主张。他的学生有若根据夫子的思想提出“礼之用,和为贵。先王之道,斯为美。”(《学而》)认为“和为贵”是先王治国的理想之道,充分肯定了“和”的社会价值。后世儒家也对孔子“和而不同”的思想作了传承和弘扬,如《礼记·中庸》的“君子和而不流”等,“和”成为儒学的重要思想和价值观念。孔子及其儒家学说对中华“和谐文化”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。

“和而不同”命题显示了孔子思想的深刻哲理和高度智慧,实乃中华传统和谐文化之精髓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去年在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以《尊重文明的多样性》为题发表演讲的时候说:“我们中华文明有‘和为贵’,‘和而不同’,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’等伟大思想。”作为中国人,我们为此感到自豪、振奋、鼓舞。

然而,我们也不无遗憾,那就是“和而不同”思想(和谐文化),还没有被更多的人所理解,或者说缺乏全面深入的理解。这是须要加以说明的。

有一项研究称:在崇尚和谐的中国文化中,表扬是一种常见的精神鼓励,而批评被看作是丢面子的事情,这就导致了中国员工(按:与外国人相比)对批评反应敏感。这项研究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,诸如如何看待“面子”,“批评”与“面子”的关系,“和谐文化”与“表扬”、“批评”的关系,等等。关于“面子”,向来很难说得清楚。鲁迅先生写过《说“面子”》,林语堂先生写过《脸与法制》,冯英子先生写过《面子和脸》;《中国青年报》1997年还专门就“什么是‘面子’”问题开展过讨论。一般来说,爱面子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事。因怕丢面子而拒绝批评,显然不对。那么对批评“反应敏感”,“妥”不“妥”呢?如果是内在的思想认识上“反应敏感”,那是应该的,无动于衷总是不好的;如果是外向的“反应敏感”,则不妥,总不该老虎屁股摸不得。根本的问题在于,“在崇尚和谐的中国文化中”,是否只能以表扬作为“精神鼓励”,而批评则“被看作是丢面子的事情”?显然,回答该是否定的。如前文所述,孔子所谓的“和”,并非一团和气,而是坚持原则,是非分明的“和”。要做到“和而不同”,就不能唯我独尊,听不得不同意见。反之,也不能像孔子斥为“德之賊”的“乡原(愿)”(见《阳货》)那样,八面玲珑,四方讨好地“媚世”。这种人怕别人批评,当然也不肯批评别人。孔子主张“当仁不让于师”(《卫灵公》),凭着坚持真理和维护真理的精神,乐于面对批评,他说:“丘也幸,苟有过,人必知之。”(《述而》)经历代儒家传承、阐发,“闻过则喜”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“道吾恶者是吾师,道吾善者是吾友(按:古人以“同志为友”),阿谀我者是吾賊。”这一传统道德格言,也正是“和而不同”人际关系的具体体现。“和而不同”固然需要表扬,同时也应有必要的批评。批评与自我批评应该是达至“和而不同”境界的一种方法。

“君子和而不同”是就理想人格而言,而“和”范畴融会贯通于孔子的全部理念和实践中。在治国理政方面,孔子主张“政和”。他说“政宽则民慢,慢则纠之以猛。猛则民残,残则施之以宽。宽以济猛,猛以济宽,政是以和。”(《左传·昭公二十年》)“宽以济猛,猛以济宽”被精缩为成语“宽猛相济”,宽大、宽容与严厉、严格配合,相辅相成,成为一种传统,作用于家事、政事、国事之中,便形成和谐。孔子所憧憬并追求的理想社会、理想境界的总体理念,其实也就是一个“和”字。《礼记·礼运》篇中记载了孔子描述的理想中的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”的“大同”社会。后人专门以“和”来颂扬那美好的理想境界:“舜命九官,济济相让,和之至也。众贤和于朝,则万物和于野,故箫韶九成。”(《汉纪·孝元皇帝纪》)对于以“和”为内涵、为标志的理想中的最高境界,孔子慨叹“未之逮也,而有志焉”。虽然为没赶上古代的“尧天舜日”,“太平盛世”而惋惜,甚至流露出些许悲哀;可是,他忠贞不渝,终生“有志”于此。这就是我们的孔夫子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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