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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字外功”与“道”
http://www.zghrw.com     时间:2010/9/30     来源:中国弘儒网     作者:李长砡

“字外功”与“道”

 

  中国书法以其悠久的历史性,丰富的艺术性和高雅的文化性,早已成为东方艺术宝库中的明珠。由于它独特构造和独特的魅力,它的影响已从东方延拓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。

  在中国,书法结合着历史文化一道走来,与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思想结下了甚深的姻缘。在吾国古代,历朝有关评论和探讨书法艺术的著作及篇章络绎不绝,至今蔚为大观。如从书法文献记载分析,历代学者和书家对书法的认定一直基于文化和道德,这正是书法成为文人化艺术之根源所在。如: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(宋.苏东坡诗句),“用笔在心,心正则笔正。”(唐.柳公权论书),“写字者,写志也。”(清.刘熙载《艺概》)等。古人以文化和道德勃发书法,才使书法步入“书虽小道,亦有可观”之境界。

  书法作品的可观是因为书家“因寄所托,取诸怀抱”所至,精神融入笔墨正是书家自我意识之价值所在。苏子瞻云:“我书意造本无法”。兼有论书诗为:“杜陵评书贵瘦硬,此论未公吾不凭。短长肥瘦各有态,玉环飞燕谁敢憎。”。苏东坡不愧为最有实践能力之书家。从苏氏传世作品看,苏书的风格与其论书思想颇为一致。其作品之“短长肥瘦各有态”足以证明“其书意造本无法”。岂止是苏东坡,“我书意造本无法”之实践精神在宋贤书作中皆有体现。尤以苏、黄、米诸家更为出色而已!所以书史上称宋人尚意。从作品分析,此种实践精神源于宋代书家擅学晋唐。就苏氏而言,能瓣香颜书之浑,参悟大令之妙,侧取《马鸣寺》之意,融合李北海、杨少师之法,兼博览群书,以渊雅之识最终实现了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,寄妙理于豪放之外”的境界。(《东坡题跋.书吴道子画后》)

  苏氏之“我书意造本无法”是对书法技法的超越,是在驾驭笔墨上具备了孔子之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。“意”者,《说文》云:“志也”。“志”者,从心之声。我们亦可会意为“心之为志”。刘熙载云:“扬子以书为心画,故书也者,心学也。”(《艺概.书概》)。志生于心,以志帅气谓之精神,有了精神付诸实践,笔墨才有生命。优秀书家至晚年常有笔、墨、纸会说话之感悟,这不能单纯地认为是功夫积累使然,如果说是技巧之成熟,毋宁说是自我意识赋予技巧以生命。

  书家自我意识之形成一方面来源于对传统书法的学习与继承,我们常说的“字内功”。 而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对历史文化的涉猎和汲取,即“字外功”。 “字内功”作为书法创作的基础,对于书家来说,虽属老生常谈,然而它不仅仅是要求书者能熟练地掌握笔法、字法、章法、墨法,而要在前贤遗作中讨出消息,即在掌握笔法、字法、章法、墨法的基础上去参悟古人思想。到此境界任何一幅优秀的书法作品,在读者眼里都是一部内容无比丰富的好书,好书必有“言外之意”,能明晓“言外之意”是与古贤心灵之通会,是书者的“字内功”向“字外功”升华。“字外功”之得来对书家来说是漫长的、艰辛的!它对于书法创作尤为重要,学识的积累与书法创作是成正比的。它要求书家广泛地读书,不仅要通晓与书法相关的典籍,还要熟谙历史文化,从而在书法艺术领域内树立文化观,从文化角度审视书法的传承与发展,以百纳之精神把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融入笔墨之中,使作品外见朴茂平和,而风神独具,字里行间洋溢着雍容华贵的书卷气。这就是优秀书家必备的“字外功”。

  读书是“字外功”的核心,对于成功书家来说,写字读书密不可分,一生相侔。因为书法之载体是文字,文字是构成文化之分子,书法艺术的特殊性在于其创作实际是在诠释文化,所以它要求书法创作者自身既是文化继承者。文化的继承依赖于读书,读书更能滋养书法创作,它能赋予创作者以灵感,提升书法创作品位。从传世古籍和书法作品看,历代书家对读书都十分重视和讲究,他们都是饱学之士。“才、学、识”之丰富使他们笔下充满生机,任情挥洒而无经营痕迹。(这正是清代刘熙载所说的“笔性墨情,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。”。“书要有为,又要无为,脱略安排俱不是。”)。

  读书是在积累学识,学识的反馈,在书法创作之际来得细致而微妙。古代的文学艺术家于此颇有慧心。杜甫诗云:“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。”。苏东坡诗云:“退笔成山未足珍,读书万卷始通神。”。通神,是人与自然的妙合,是艺术创作的真谛。唐孙过庭在《书谱》中精确地指出:“同自然之妙有,非力运之能成。”。孙过庭不愧为我国古代最伟大的书法理论家,一句简短的论述犹如一盏明灯,解除了多少困惑者内心的黑暗。“非力运之能成”正是书法创作的枢机所在。人与自然的融合对书法艺术创作者来说是取不尽之源头活水。大自然的雄浑和绮丽足能使创作者的心灵得到深深地感悟和洗涤,“俗尘浥尽自清新”。古人用心地体味着“道者,进乎技矣!” 。他们想把自己对大千世界的感悟融入笔墨之中。面对着世间事物的林林总总,于是便自觉地迈出了“以书问道”的步伐。

  人类社会的文明无疑是世代耕耘者智慧的结晶。聪明的古人由虚与实的平衡悟出了器与道的互藉。《易经.系辞上》有:“形而上者谓之道,形而下者谓之器。”。对于书法艺术来说,“器”者,无非是正确的文字形体和作品的构成方法,而“道”则是书家心灵对自然的感悟和理解转化为笔墨。字外功正是“器”与“道”之桥梁。古人云:“读书明理”。朱熹在注《中庸》云:“道者,日用事物当行之理。”。明理即是悟道。“道”在中国古代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词,具有典型的东方意义。“道”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不同的体现。在古老之东方有“茶道”、“医道”、“书道”等。从文字学角度对“道”字形体分析,左边从辶,可知道与走路有关。《说文》云:“‘道’,所行道也,一达谓之道。”,金文“道”从行。《说文》之“所行道也”,可能就是“道”之本义,后来引申为方法、学说、思想、规律、道理以及宇宙万物之本体(圣人喻之大道)等。由实义引申为虚义符合词之发展规律。《老子道德经》云:“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。”。《易经.系辞》有: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。阴阳相合化生万物,化生万物者,自然也。所以“道”在古代又泛指为“自然”。孙过庭在《书谱》中尝把自然与书法创作巧妙地合为一体,从“笔墨之相”形象地引发为“悬针垂露之异,奔雷坠石之奇,鸿飞兽骇之姿,鸾舞蛇惊之态。”。以“一往之情”生动地遐想出“重若崩云,轻如蝉翼,导之则泉注,顿之则山安。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,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。”。活灵灵之自然物象跃然一纸,所成作品是何等风光,必定不同凡响。所以刘熙载一言以蔽之:“艺者,道之形也。”(《艺概.自叙》)

  自然之物象化入笔墨,是对自然之感悟所致,是书家自我意识的完善。我们看东晋时期之书法(甚至包括二王以外的作品),即使是唐宋临摹,我们也能从笔墨的“清朗灵和”看出东晋书家“文质彬彬”的艺术素养,从作品之风度翩翩更让我们联想到东晋士人那种超然物外,无拘无束的林下风范。魏晋时代的确是我国古代思想最为旷达时期,难怪章太炎先生说:“五朝士大夫,孝友醇素,隐不以求公车征聘,仕不以名势相援为朋党,贤于季汉,过唐、宋、明益无訾。”(章太炎《五朝学》)。因为魏晋时代士子之思想是在现实物象中超脱,在尘世喧嚣中升华,由“淡泊之心”而生“出世之致”。他们的思想是积极的,他们的情怀对“道”充满着信心和依恋,“道”在他们清静之心灵中闪烁着光彩,此时书法便成为人与自然结合的最佳载体,笔墨之妙莫过此时。书以载道在晋贤笔下发挥得淋漓尽致,伟大的晋人亦因此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之巅峰群体,为世人留下了璀璨的明珠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此文已入《日日有学斋》     

本文参阅书目:

1       《四书集注》、《周易本义》(宋.朱熹著,中国书店)。

2       《四部精要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)。

3       《中国书画全书》(上海书画出版社)。

4       《杜诗心解》(清.浦起龙著,中华书局)。

5       《说文解字》(汉.许慎著,中华书局)。

6       《艺概》(清.刘熙载著,上海古籍出版社)。

    7 《章太炎全集》(章太炎著,上海人民出版社)。

8 《美学散步》(宗白华著,上海人民出版社)。

9 《中国书法美学纲要》(陈云君著,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)。         

 

 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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