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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视频]发现甲骨文(下)[全文]
http://www.zghrw.com     时间:2010/5/13     来源:56网     作者:中央电视台--探索与发现

    1899年夏天,王懿荣因生病吃药,发现甲骨文,引起学者收藏和研究的兴趣。山东潍县古董商,登门兜售,却隐瞒甲骨的真正出土地。甲骨文发现11年后,罗振玉从古董商口中问出甲骨文的出土地为河南安阳小屯村。第二年,罗振玉派堂弟罗振常和内弟范兆昌来到小屯,却发现,30年前,这里的村民就知道带刻痕的龙骨了。甲骨文的第一个发现者,是王懿荣,还是小屯村民呢?
  1911年2月,罗振常与范兆昌来到小屯,进村就发现到处是村民乱挖乱掘的土坑。其中一坑在村北偏东二三百步,是30多年前挖的,里面仍有骨头。这坑的北面数百步,还有一10多年前挖的坑,骨头零零落落,到处都是。村民取出骨头后,才将之填平。罗振常记录了村民向古董商兜售甲骨的情形。
  村民售甲骨,是各卖各的,即使是一家子,也是互不相干。如果是几家合作挖掘,也是藏在一处,不许单独出售,卖了以后,钱几家均分。哪家要是藏骨多,卖的时候必是好坏掺半,陆续售出,生怕错过卖高价的机会。甚至村中的儿童,也知道捡拾小块甲骨,拿来卖钱。
  挖出骨头的地,多数都是地主所有,刚挖出甲骨的时候,地主并不过问。但知道这东西能卖钱,便向村民要求抽取“税金”,村民不同意,地主就派人看守,并不许挖掘。村民夜间盗挖,双方往往因此而流血械斗,大打出手。
  王宇信介绍:甲骨文的确是小屯村民最先看到的,但不等于这就是“发现”。这种偶然看到知道有利可图,便拿去换钱的“发现”,与鉴定上面刻有古文字,并作为珍贵文物有意识的收藏,是不可同日而语的。实际上直到王懿荣亲自见到甲骨并鉴定、收藏以前,小屯村民只知它是一斤才值数钱的龙骨。连作为一般古董的价值都还没有认识到,怎能谈得上是甲骨文的发现者?
  对于甲骨文长期被乱掘乱挖的情况,后来主持殷墟考古发掘的李济有一个阐述,他说:“证据表明,当隋朝人在此埋葬死者时,他们常发现埋藏在地下的刻字甲骨。如果那时的一些学者像19世纪的古文字学家一样有教养,中国学者早在13个世纪前就认识甲骨文了。19世纪末甲骨文被认为是一个重大发现,这个发现与其说是偶然的,还不如说是学者们不断努力的结果”。
  甲骨出土地为安阳小屯村的消息为人所知后,另一个问题也浮现出来,为什么单单小屯村会出土那么多的甲骨呢?要了解这个问题,必须知道这些甲骨属于什么时代?小屯村在那个时代里,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?1911年3月17日,罗振常与范兆昌将所购龟甲兽骨12500余片护送回京。此时连同以前从古董商手中购得的1万余片,罗振玉已拥有2万余片甲骨。
  随着对甲骨文研究的渐渐深入,罗振玉对这些甲骨出于什么时代,也有了越来越清楚的认识。开始他认为甲骨文可能出于夏商两代之间,但后来当他在甲骨刻辞中读到10来个殷商帝王名号时,他突然意识到,这是殷室王朝留下来的遗物,若果如此,小屯村就应该是殷商的都城。但商朝一共600多年,小屯作为商的王都,是在什么时候呢?
  罗振玉在他1910年出版的《殷商贞卜文字考》中,就已得出小屯是殷商“武乙之墟”的结论了。“武乙之墟”的意思是说,这是商朝晚期武乙时的都城遗址。后来又经过进一步的将甲骨刻辞和已有的历史资料相印证,罗振玉便把小屯村确定为,商朝倒数第4个国王武乙至倒数第2位国王帝乙时期的都城了。
  确定小屯村为商朝何时的都城,对判断甲骨文的时代至关重要。从商建立到武王伐纣灭商,包含了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这段相当长的时间。甲骨文是整个有商一代之物,还是商朝某一段时间之物呢?知道小屯为倒数第4个国王武乙至倒数第2个国王帝乙时期的都城,则此地出土的甲骨文自然就知道它是晚商的遗物了。
  王国维在《说殷》一文中考证说:“殷”就在洹水南面的殷墟,龟甲兽骨,都出土于此,这里就是盘庚迁殷以后殷朝的旧都。盘庚是商朝第20位国君,他把国都迁到了“殷”,即今天小屯村所在的地方,后人因此也把商朝称为“殷”了。
  王国维说,甲骨文当中清楚排列了殷商的帝王名号,一直到康祖丁、武祖乙、文祖丁。罗振玉把康祖丁订正为庚丁,武祖乙订正为武乙,文祖丁订正为文丁,这是很正确的。王国维也认为直到帝乙的时候,商的都城仍在殷墟小屯。后来董作宾、胡厚宣也论证出小屯是从盘庚迁都到纣亡国,8世12王273年间的旧都。这一观点,现在已经为学术界所接受。
  三千多年前,今天的小屯一带正是《史记·殷本纪》所说的“自盘庚迁殷,至纣之灭,273年,更不迁都的晚商都城。当年的殷都,到处是雄伟的宫殿和巍峨的宫庙。可是当商朝灭亡以后,繁华的都城就变成一片废墟了。周朝建立不久,被周武王封于朝鲜的箕子朝周,路过殷的故墟,看见宫室毁坏、故墟上长满庄稼,便作《麦秀之诗》,以抒心怀。诗曰:“麦秀渐渐兮,禾黍油油”。当地的百姓听了,都流泪哭泣。
  西周时期,河南安阳一带属于卫国。春秋战国时,这里先属卫国,后又属于魏国,最后被赵所兼并。公元前257年,秦昭襄王占领该地后,才起名为“安阳”。秦朝的丞相张仪曾经游说魏王,要魏王与秦,在洹水之上盟誓,约为兄弟。
  在洹水之上盟誓的,还有两个叱诧一时的人物,项羽和章邯。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记载,秦将章邯迫于形势,要求与项羽讲和。项羽考虑自己连打恶仗,军粮渐少,也有纳降之意。项羽因而“乃与期洹水南殷墟上”。在今日的小屯村北一带与章邯结盟,立章邯为“雍王”。自此以后,洹水殷墟之上,再没发生过大的历史事件,明朝万历4年,才有了今天小屯村的名字。清末甲骨文出土,这个小小的村落,又名声显赫起来。
  1915年春天,罗振玉由日本回国祭扫祖墓,然后道经山东,专程来到小屯村踏访。据罗振常回忆,罗振玉曾有晚年在小屯隐居,专心从事甲骨文研究的设想。罗振玉曾委托罗振常,在小屯为他所要买的地预卜风水,询问地价。后来终因地价太贵,才放弃了在小屯买地的打算。罗振玉是到过小屯殷墟故地的第一位中国甲骨学家。对罗振玉在甲骨研究上的贡献,后世有极高的评价。
   “甲骨文为“殷室王朝之遗物”的确定,为确定小屯村一带为商朝晚期都城的研究,提供了可靠的证据。而关于小屯村是盘庚迁殷以后的商代晚期都城的研究,不仅明确了甲骨文为商代晚期之物,也为以后的分期断代研究确定了具体的时间范围。因此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,“把甲骨出土的地点考证出来,”是“罗振玉的主要成就之一”。
  20世纪最初的二三十年,是中国学术史上不断有重大发现的时期。殷墟甲骨文、敦煌写经与西部出土的汉晋木简、以及大量出土的商周青铜器,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无数新资料,也为罗振玉打开了新的天地。
  1911年,辛亥革命爆发。罗振玉以清朝遗臣自居,举家流亡日本。他带走书画图籍约30万卷,商代甲骨,以及明器、古印、金石拓本,“数量之多,实在惊人”。罗振玉在日本近9年的时间,编辑出版了《殷墟书契》、《殷墟书契菁华》、《殷墟书契续编》及《殷墟书契考释》等重要著作。这些著作的出版,结束了甲骨文“书既出,群苦其不可读也”的局面。罗振玉的方法,是什么呢?
  王宇信介绍:罗振玉考释甲骨文字的方法,是由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上溯到金文,由金文比对甲骨文字,他管这叫“逆推法”。这种方法与孙诒让以古文字字形比较和偏旁分析法相比,简便了许多。罗振玉用这种方法,前后释出了甲骨文字1000多个。他既能认出一批与《说文解字》所举字形完全不同的甲骨文,又能反过来纠正《说文》的错误。罗振玉以前的学者,不敢越《说文》一步,罗振玉比前人大大高出了一筹。
  罗振玉在考释甲骨文字的同时,还注意运用甲骨文上的辞例,来考求商代的典制旧闻,企图从帝王世系、都城遗址、官制、祀礼等几方面,来达到寻绎商代历史和商代文化的目的。正是他率先将甲骨文中商王的名字,与《史记·殷本纪》中商代的王名勘校,在甲骨刻辞中看到10多个殷代国君的名号,才恍然大悟,甲骨文实为“殷室王朝之遗物”。罗振玉实际是开了用甲骨文资料研究商代历史的先河。
  这里,有一个问题出现了。我们注意到,从刘鹗、王襄到孙诒让、罗振玉,他们所出的甲骨文著录,对甲骨文的叫法均不相同。刘鹗的书叫《铁云藏龟》,王襄的著录名为《簠室殷契》,孙诒让的书叫《契文举例》,罗振玉的专著叫《殷商贞卜文字考》或叫《殷墟书契》,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叫法呢?
  甲骨文是以龟甲和兽骨组成的,兽骨当中,大量的是牛的肩胛骨,字就刻在这些龟甲和动物骨头上。开初的收藏研究者,不知道怎么称呼这些龟甲兽骨,就直接以质料来命名。刘鹗就是因为买到的龟版居多,所以就称甲骨文为“龟”,而铁云是他的字,他的著作自然也就叫《铁云藏龟》。
  王宇信介绍:这种称呼以偏概全,大量刻字的胛骨反映不出来。孙诒让就称“契文”,“契”是用刀刻的文字,这是按文字书写的方法命名,罗振玉的书也叫《殷墟书契》,可是甲骨文并不全是刀刻的,也有用朱、墨写在上面的,因此这样的命名也不行。再有就是按照甲骨文的内容命名,上面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在祭祀占卜,所以罗振玉的书叫《殷商贞卜文字考》,王襄也称之为“贞卜文”。“贞”在商周两代的意思,就是占卜。
  据《礼记·表记》记载:“殷人尊神,率民以事神,先鬼而后礼”。殷人尊神崇鬼的结果,就是天天占卜,事事占卜。商王在处理“国之大事”或个人行止时,往往“卜以决疑”,即通过占卜来指导一切活动。占卜时,把整治好的甲骨拿来,施灼呈兆,判断吉凶,然后把所问之事契刻或书写在甲骨上。不少学者就是按照这一用途,将甲骨文称为“贞卜文字”、“贞卜文”或直接称之为“卜辞”。
  称甲骨文为“卜辞”说明学者已明瞭了甲骨文的用途,研究有了深入。但甲骨文并不全是卜辞,如武丁时期的5种记事刻辞以及甲骨文中的表谱刻辞就不是卜辞,因此称“卜辞”也不全面。罗振玉曾直接以殷墟这个地名来命名,如《殷墟书契》,后来有人干脆用“殷墟文字”来称呼,但后来出土了陕西周原甲骨文,就不能用殷墟概括了。日本人就叫“龟甲兽骨文字”,较为全面,但始终没有一个大家认可的叫法。
  最简单明确的命名还是“甲骨文”,1921年12月25日,一个叫陆懋德的人,在北京《晨报副刊》发表了一篇《甲骨文之发现及其价值》的文章,这是“甲骨文”这3个字第一次出现。3年以后,容庚在北京大学《国学季刊》一卷四期上发表《甲骨文之发现及其考释》,紧接容庚之后一年,王国维在《学衡》第45期发表的文章中,有一段小标题为《殷墟甲骨文字及其书目》,这显示王国维已认可甲骨文这样的称呼。1931年,郭沫若出版著名的《甲骨文字研究》一书,2年之后,董作宾也发表了他在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《甲骨文断代研究例》。甲骨文这个叫法,从此为人们所接受。
  1914年,罗振玉东渡日本已满3年了。在他的寓所里,有一个37岁的年轻人,正埋头抄写罗氏自己的名著《殷墟书契考释》。这个人就是后来被并称为“罗王之学”中姓王的那一位,他的名字,叫王国维。王国维出生于浙江海宁,字静安,号观堂,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和史学、甲骨金石学家。然而这时,他却刚刚从他喜爱的文学和哲学领域转过来。
  20世纪初的上海,各种新学与新知汇聚的地方。 22岁时,王国维来到这里,在汪康年、梁启超主办的《时务报》任抄写与校对。此后不久,《时务报》因言辞激烈被查封,王国维考入罗振玉主办的东文学社学习日文兼做杂务。1901年,王国维随罗振玉赴武昌农学校任教,并由罗振玉出资,赴日本东京留学。此时的王国维,开始研究哲学,醉心于康德、叔本华、尼采等人的著作。鉴于王国维哲学上的成绩,江苏南通师范学校专门聘请王国维作心理学和伦理学的教师。然而到了1911年,王国维在与罗振玉一起东渡日本后,却彻底改变了自己治学的道路。
  罗振玉对王国维可说是有知遇之恩,从他们在东文学社相识,罗振玉就欣赏王国维的才华,一直在金钱上帮助他,并且给他推荐各种教职,使他能够专心致力于研究,两人可说是亦师亦友,关系良好。1911年王国维与罗振玉一起到日本,在罗的影响下,王国维开始研究经史、音韵、金石、甲骨、简牍等文献和出土文物,王国维完全转变自己的治学方向,可说是后来甲骨学研究史上的一件幸事。
  在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前一年,即1898年,是近代史上有名的“戊戌变法”时期。变法的主要代表人物康有为,发表了两篇名为《新学伪经考》和《孔子改制考》的文章。康有为在文章中,提出了中国上古史茫昧无稽的观点。康有为说:孔子的时候就苦于夏朝和殷商的文献不足,何况三皇五帝的历史,从那以后,疑古的风气开始盛行。
   “疑古”就是怀疑中国上古的历史不可靠,要否定和推翻它。这股风气1919年“五四”运动以后达到高峰,中国夏殷以前包括夏的历史缺少证据,提出怀疑也是一种求实的精神,但不等于说上古的历史就没有文献记载,只是没有出土文物的证据,因此只凭纸上的记载,很难消除人们的怀疑。
  成书于西汉武帝时的司马迁《史记·殷本纪》是记录商代历史的最早史料。在《殷本纪》中,司马迁记载商朝第一位国君成汤居住在一个地名叫“亳”的地方。王国维从甲骨卜辞所刻的200多个地名中,找到了包括“亳”在内的“雍”、“曹”、“杞”等8处地名。王国维将这一考证,写在了他于1915年出版的《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》里。
  在《殷本纪》中,司马迁还记载了商朝先公先王的详细名单。先公先王是以商朝开国君主成汤划分的,成汤以前的商王祖先叫“先公”,成汤以后的商王祖先叫“先王”。司马迁记载的“先公”从“契”开始,到主癸止,一共是13位,先王自成汤至帝乙一共是22位。孔子在世时就感叹殷商文献的缺乏,司马迁距离孔子又有300多年,他的记载可靠吗?
  王国维在甲骨卜辞中,多处看到有王亥和王恒的名字以王的身份出现,尤其关于王亥的字句,都是说在祭祀他。王国维发现,凡王亥出现的地方,都在祭日,而且祭礼隆重,祭祀的用牛从30头到300头不等。如此隆重的祭礼,必然是商朝的先公或者先王。可是当王国维去查《史记·殷本纪》时,却并没有看到王亥、王恒的名字。王国维怀疑,可能是司马迁在记录商代世系表时,出现了错误和遗漏。
  王国维还发现,甲骨文上所刻祭王亥的时间都在亥日,而殷人多以时辰作为名字的开始。比如昭明、若冥等等,都有天时早晚的意思。而像王恒这个名字,也有以日或月起名的意思。以日子时辰取名,是商代的风俗,所以王亥肯定应该是商代的先公先王。
  由王亥的考证,增添了王国维对于古代典籍的信心。王国维说:“夫《山海经》一书,其文不雅驯;其中人物,世皆以子虚乌有视之。《纪年》一书,亦非可尽信者,而王亥之名,竟于卜辞见之,其事虽未必尽然,而其人物则确非虚构,可知古代传说存于周秦之间者,非决无根据也”。
  《殷本纪》中“振”此人,即王亥。王国维又将在甲骨卜辞中发现的王恒的名字,与众多典籍相对,结果也让他感到惊奇。
  王亥和王恒之为商朝先公的发现,使王国维一下找到了一个打通远古历史关节的方法。王国维在他所著的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》一书里,感慨王亥、王恒的发现,是“以《世本》、《史记》所未载,《山海经》、《竹书》所不详。而今于卜辞得之;《天问》之辞,千古不能通其说者,而今由卜辞通之,此治史学与文学者所当同声称快者也”。
  王宇信介绍:王国维创造了史学上一个重要的方法,即著名的“二重证据法”。什么意思呢?就是除了运用古代典籍等纸上的材料外,还善于运用地下的材料,地下的材料就是甲骨文。王国维以前的学者,都是从文献到文献,考证来考证去,总离不开书本。而王国维除了书本,特别重视出土的文物。他认为出土文物可以补正纸上的材料,也可以证明古书上某一部分的真实准确性。王国维将典籍与新出土的古代文物结合起来研究的方法,在中国学术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。
  王国维在写出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》后一个月,又写出一篇《续考》。在这两篇著作中,王国维考证了王亥、王恒、上甲等先公先王,证明史书的记载大体不误,还纠正了《史记·殷本纪》中报乙、报丙、报丁等在排列次序方面的错误。王国维的研究,证明《史记》所载的商代历史,虽有错漏,但基本可靠,是一部可以放心使用的信史。
  王国维写出《续考》后3个月,又出版《殷周制度论》一书,对商朝和周朝的典章制度及尊卑纲常进行了考证。同时,他又和罗振玉一起,通过甲骨文中父、兄的称谓,判定甲骨文的具体时代,开了以后用甲骨文中的“称谓”进行断代研究的先河。王宇信、杨升南  在《甲骨学一百年》中评论说:王国维和罗振玉经过艰苦的搜集和考证,为“文献不足征”的商史研究提供了10万多片的第一手可信资料。
  因为甲骨文的出现,导致商代历史不再茫无可稽,王国维对商以前的历史,也充满信心。他说:“由殷周世系之确实,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也确实,此又当然之事也。又虽谬悠缘饰之书,如《山海经》、《楚辞·天问》;成书于后世之书,如《晏子春秋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;晚出之书,如《竹书纪年》,其所言古事,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。
  王宇信介绍:王国维说这段话的时候,正值疑古风盛行,好些人认为中国的古书不可靠,中国周以前的历史,介乎于传说与事实之间,大都不可靠。然而甲骨文的出土,不仅证实《史记》等书可靠,甚至像《山海经》一类历来被认为是荒谬不经的书,也有其确实性。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,使得商朝的历史伸手可触,这对当时学术界流行的疑古过头,全面否定古代文献及古史的风气,是一个有力的纠正。
  1922年,王国维受聘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,担任通信导师。1923年,因蒙古人升允的推荐,王国维奉清废帝溥仪谕旨,任南书房行走。溥仪尊敬他的学问,“赏给他五品衔”,又准他在“紫禁城骑马”。1924年秋,清华大学创办国学研究院,胡适推荐王国维任院长,王国维婉拒。胡适心生一计,请废帝溥仪下诏,以皇帝身份,命令王国维去清华教书,忠于清室的王国维不便拒绝,遂奉诏赴聘。
  1925年4月17日,王国维举家迁往清华园,但不就院长职而专任教授,亦称导师。与他同时在清华任教的,还有梁启超、赵元任、陈寅恪,当时人称这4人为“清华四大导师”。王国维在清华期间,主要讲授《说文》、《尚书》、《仪礼》,以及他本人的著作《古史新证》。
  1927年5月,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消息频频传来北京,王国维听说如湖南叶德辉等绅士名流都因反革命罪被杀,内心绝望,决意“一死免辱”。6月2日上午,王国维来到颐和园昆明湖畔,投水自尽。临死留下遗书:“五十之年,只欠一死,经此世变,义无再辱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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